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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村級醫療服務財政支持核心經濟論文投稿

發布時間:2016-08-22 16:10所屬分類:財政稅收瀏覽:1加入收藏

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就是國家和社會針對農村的情況,依法制定的有關疾病的預防、治療等保護農民生命和權利不受侵犯的各項政策

  【摘要】: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就是國家和社會針對農村的情況,依法制定的有關疾病的預防、治療等保護農民生命和權利不受侵犯的各項政策的總和,它包括的內容非常廣泛,涉及醫療設施、醫護人才、醫保資金、疫病控制、婦幼保健、健康教育、衛生監督等方面。文章發表在《世界華商經濟年鑒》上,是中級經濟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村級醫療服務,財政支持,支付體系

  隨著醫改的逐步深入,醫療衛生信息化的建設步伐也在不斷加快。日前,就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問題,中國信息協會副秘書長王砥指出,推進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的關鍵是制定統一的信息技術標準,確保各種信息流在不同層級、不同部門間的順利流動,并在此基礎上整合提升各地分散的信息系統。

  我國傳統的合作醫療制度在解放后至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村級醫療機構處于提供醫療服務的末端,與農民的醫療服務需求最為接近,其行為對農民的切身利益最為直接。長期以來,村級醫療機構在我國農村醫療衛生發展的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赤腳醫生”為主要標志的村衛生員在為農民提供村級衛生服務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村級醫療服務的健康發展對于農村百姓的作用是積極的,它是我國三級醫療服務體系的底網。

  1990—2002年,中國農村衛生總費用從300億元增長到1937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12 年間增長了2.96倍,年均增長速度為12.8%。財政對農村衛生資金投入按當年價格計算,從1990年的48.71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151.16 億元;但按1990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國內衛生資金投入量只增加到2002年的78.79億元,12年間只增加了38.2%,年均增長速度為3.29%。

  大大低于全國農村衛生總費用年均增長的速度,同時政府農村衛生投入增長速度也遠遠落后于GDPl0%的增長速度以及政府財政收入16.4%的增長速度。醫療衛生領域隨著公共財政支持的減少而轉向市場。在農村,大部分村衛生室私有化,逐漸成為追逐利益的機構。

  長期以來,占全國人口70%的農村人口只擁有不足全國總量30%的衛生資源。高級設備及技術等醫療資源都集中在城市里,農村的醫療衛生基礎薄弱、投入不足。醫療機構設備老化,缺醫少藥。各級財政對鄉鎮級以下醫療衛生機構的投入更是偏少,村級醫療服務機構自我發展發展能力不強。

  設施簡陋。待遇低,條件差,導致許多擁有專業技術的衛生技術人才外流。根據2003年的一項統計表明,我國每千人擁有的醫生數量以超過國際平均水平。但許多醫科畢業生寧可在城市做醫藥代表,也不愿意到鄉村醫療服務機構去工作,究其原因不外乎這些醫療服務機構的收入低、待遇差。

  衛生服務資源的可及性差,導致農民在看病時要支付交通費等額外的成本,影響了農民對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居住的自然環境較惡劣,交通不便制約著弱勢人群對衛生服務的利用,這以居住在偏遠山區的農民最為普遍。這些地方由于行政區劃面積很大,交通不便直接影響了貧困家庭弱勢人群對就醫地點的選擇。

  交通費用的增加又進一步加重了貧困家庭的就醫負擔,制約著邊遠地區貧困人口對衛生服務的利用。政府辦的衛生服務機構,多數是按照特定的行政隸屬關系建立,分布特征單一,居民衛生資源的可及性較差。一些突發性的疾病,如心臟病、腦血栓等的發作,很可能由于衛生可及性差而嚴重影響救治效果,甚至引起死亡。

  如何構建有效的財政支付體系呢?

  村級醫療服務財政支付體系的構建既要考慮農民的需求,又要考慮政府的能力。應以農民基本醫療衛生保障制度為基礎,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及不同層次的醫療需求,建立相應的村級醫療財政支付體系。

  首先,政府應加大公共衛生投入,增加對村級醫療服務的財政支持,以便村級醫療服務機構能獲取有效財政來源,從而改善醫療條件,留住人才。公共衛生的投入是一個負責的政府的義務,而多年的經濟發展使我國政府已具備相當物力、財力,履行政府義務是刻不容緩的。從醫療衛生服務需求的角度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規定了公共財政在籌資上負有重任。

  其次,應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一套信息系統,這將有利于消除醫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由于歷史的原因,很多中國農民無法獲得真正的醫療公平。無論是保持公立醫院的非贏利性質還是通過市場機制約束醫療機構的行為,都無法真正做到讓農民享有平等的知情權。

  應建立一套為行政管理方、醫療機構方、及患者方都能共享的信息體系,這將有利于保障億萬農民的醫療權益保障。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這一體系的構建將不是難事。由衛生主管部門牽頭,擬定出相應內容,如可報銷疾病藥物種類、價格、報銷幅度、處方管理細則、患者所享有權利、如何維護自身醫療權利等等,這將讓農民明白看病,降低醫生道德風險,同時節約大量監管的人力物力。行政管理方、患者方、醫者方三方共享這一系統。同時由行政管理方組織專家團隊對醫生所開處方及用藥進行監管,病人每一次診療記錄都通過這一系統向三方傳輸、顯示。由此一來,信息不對稱將得到有效遏制,農民的醫療權利將得到更大限度保護。

  再次,在老少邊窮、交通不便地區有選擇、有針對性地擴大合作醫療中大病統籌的范圍,使具有多年經驗而無醫師資格的村醫能參與大病統籌,從而獲得報銷權利,提高收入。這將能提高他們的積極性,改善醫療設施條件,促進村級醫療服務的發展。

  大病統籌無疑充分保障了鄉鎮級衛生院以上醫院的利益,在很多地方村級醫療服務機構即使參與新農合也只能在患者的個人賬戶獲取很少的診療費用,如貴州省大部分農村地區在08年以前每名參與新農合的村醫只能從患者個人賬戶上劃去10元的門診費用,超過部分則由患者承擔。

  核心經濟論文投稿須知:《世界華商經濟年鑒》雜志(學術版)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辦的經濟類主流期刊,國際大16開流行本。

  參考文獻:

  [1]張元紅,杜志雄.中國農村公共衛生服務的供給與籌資[A].中國社會科學院——瑞典高等亞太研究所經濟發展和社會政策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

  [2]王小麗,謝玉紅.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缺陷與防范分析[J].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0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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